黄文弼在内蒙古考察途中（1928）。（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供图/图） 黄文弼的转向 我的兴趣一直偏向学术史和思想史，对西北考古并不精通，因此写下这篇关于黄文弼的文章，多少带着几分偶然。这里我想探讨的，并非黄文弼（1893-1966）的西北考古细节，而是我们如何在东西学术的竞争背景下，以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潮流中，重新理解黄文弼，以及那个时代中国学者对西北考古事业的投入与热情。 坦率地说，我之所以对黄文弼感兴趣，是因为山西芮城的永乐宫壁画。几年前，我在给学生开设一门课程，名为伪装成艺术史的文化史，其中一讲涉及永乐宫的道教壁画。查阅资料时，我发现最早对山西南部永乐宫和兴化寺进行历史调查的学者，除了李济先生，正是黄文弼。他在1926年的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月刊》上发表了两篇论文，算得上是最早系统研究永乐宫壁画的学术文献。当时，他已告别了大学时期专注的宋明理学研究，转向艺术史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各类遗迹考察热潮正盛，而艺术史显然是前景广阔的领域。 然而，他在不久之后又放下艺术史，毅然转向西北考古。那么，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前往那个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西北边疆，最终成为西北考古的先驱？
黄文弼在西北考古著作中，虽然遵守学术规范，鲜少抒情，但情感并未缺席。《罗布淖尔考古记》中专设《楼兰文化与中国之经营》，批评今之考古学者专就属于西方遗物立论，谓西域绝不受汉文明之影响，并从汉代对西域经营、汉文明输入论证西域深受中国影响。他更感慨：中国最不注意性灵问题，因此对于西域人之语言文字习俗及信仰，皆未尝措意，遂不免为西方宗教思潮所夺。此可见，黄文弼的西北考古动机，既有学术探索，也承载民族主义与文化使命。 晚年黄文弼。（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供图/图） 这正反映了1931年以后，黄文弼及同期学者思想的脉络，以及那个时代中国学术取向对民族、疆域与历史的深刻关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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